还是“双循环”？2021中国经济何处走| CKGSB Insights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为什么需要“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与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的背景与丰富内涵，对于准确把握新一年整体经济环境具有关键的意义。本篇文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剖析。

 

李伟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亚洲与欧洲市场副院长

 

 

 

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语汇中，“双循环”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首先，什么是“双循环”？

 

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他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也就是说，第一，要把内需放在首位，国内大循环做成主体；第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此后，习近平又在一系列场合提及了“双循环”并强调其重要意义，例如“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阐释了提出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考虑，并强调了‘大循环’与‘双循环’的内在逻辑关系”。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呢？这与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态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由一个较为封闭的经济体走向了对外开放，而且开放度日益提高。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在最近10年，中国经济又开始重拾内需，而且对内需的依赖与日俱增。

图表1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由图表1可知，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水平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其余时候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表2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由图表2可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例从来都是一个正数，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数值甚至接近10%，这意味着中国有相当于10%GDP的可贷资金资源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的形式对外输出。

 

对于一个社会融资成本高、民营企业融资难、人民收入尚未能比肩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在当时就有很多专家指出这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也的确如此，201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左右。

 

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来分析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大幅经常账户顺差，我们就能很快意识到这个现象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商贸和对外投融资等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其外汇资金的来源和应用必须平衡。这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

 

这个平衡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任何一个国家（其政府、企业或居民）不能合法地创造别国的主权货币（即外汇），当然也不会随意去消灭外汇资金。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既找不到无缘无故地喷射外汇财富的无限源泉，也培育不出有口无肛、只招境外财宝而从不外吐的貔貅，所以在需要用外汇的时候，我们要么赚外汇，要么借外汇，要么招外商来投资。

 

总之，外汇资金的流入和外汇资金的流出必须平衡。

 

所以，一个国家在某一年的经常账户顺差（盈余）自然就成了其在该年对外净输出资本的总额。对外输出资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薄记在官方金融账户上，是一个国家的央行在该年增持的外汇储备资产，比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国债。

 

第二类，薄记在私人资本和金融账户上，是本国企业和居民在该年净收购（即买入减去卖出）境外资产的规模大于境外企业和居民在同期净收购的境内资产。

 

因此，中国在2007年实现经常账户顺差接近10%的GDP，就意味着中国在2007年对外输出资本的净额，也就是说中国对外投资额减掉外国对中国投资额，接近当年中国GDP的十分之一。

 

经常账户顺差也因此意味着中国的一部分可贷资金放弃了有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国内项目，投资到了回报率更低的境外。

 

读者或许会问，中国各级政府一直在积极地招商引资，外企在中国的投资在2007年时难道会小于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由于中国对于跨境证券和银行业务的限制相对比直接投资业务要多，中资和外资企业的跨境直接投资是国际收支平衡表里非官方的资本和金融账目下的主要项目。

 

中国的官方数据（图表3）显示，在2007年外资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远大于中资在外国的直接投资。

 

图表3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但是中国在2007年对外投资的大头，不是中资企业也不是中国居民，而是中国人民银行。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经常账户都是顺差状况，资本和金融账户在刨除央行外汇储备的变动后也是一个顺差的状况，所以资本输出的重任就落到了官方的头上，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央行。这等于说央行把每年大量流入的外汇资金，转手又抛向了海外金融市场。

 

图表4就表示了这种情形。

 

图表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图形中，正值表示顺差，也就是资金的流入，负值表示逆差，也就是资金的流出。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自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差额一直是流入的状况，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差额（刨除了外汇储备的变动额）在大部分时候也是流入的状况。

 

那么流出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央行增持作为中国外汇储备的境外资产（比如美欧日等国的国债）。

 

假如中国是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资本在国内已经很难找到高回报的项目了，那么这种资本流动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的数据表明现实并非如此。长江商学院自2011年以来每月对自己的校友企业做问卷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指数经常处于低位，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图表5）。

 

图表5资料来源：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需要强调的是，受访企业大多数行业内的优质企业。因此，中国不是不差钱，相反，中国的好企业还很缺钱。

 

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缺乏机制让资金流入优秀企业。最后不得已让资金通过经常账户等方式外流，并购买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低收益债券。这就是我们经济失衡的实质问题。

 

外需曾经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局限正日益凸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产能，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外需去解决。反过来说，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超过40年的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由图表6可知，时至2019年，以美元现价衡量，中国的人均GDP仍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图表6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尽管以美元现价衡量可能会对中国的GDP产生低估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我们离发达经济体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一般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应该有着旺盛的需求才对，怎么可能那么依赖外需呢？出现如此怪异的现象，恐怕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中的某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我们对外需的依赖。

 

例如，之前我们强烈的依赖外需，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现在从内外需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平衡了很多，但从内需本身来说，中国依然是非常不平衡的。

 

这方面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图表7显示的很清楚，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来说，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是很大的差距。

 

图表7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依然不敢消费呢？难道我们已经成为了像日本那样的低欲望社会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要转化成以依赖内需为主，那么未来肯定要以居民消费为主。原因很简单，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喝玩乐，就是为了满足居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世界大国的发展历程也说明，只有以满足居民消费为目标，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未来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就要逐步把增长动力转移到居民消费上来。

 

那么造成居民不愿消费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公共服务的不足

 

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共服务的不足。人们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支出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只能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那为什么中国会缺少公共服务呢？笔者认为这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有关。

 

在中国，中央政府每年对地方政府进行一系列指标的考核，以此来决定奖惩。在这一系列指标中，最重要的就是GDP增速。

 

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这大体上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弊端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体制下，地方官员热衷招商引资，热衷投资拉项目，待商人如座上宾，但公共服务是花钱的东西，自然他们对此兴趣寥寥。

 

换句话说，公共服务对地方政府的政绩作用不大，却要耗费他们手中的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态度自然容易看出。这样一来，投资的比例自然远高过消费的比例。

 

还有一点就是税源的问题。

 

中国的很多税都是出在生产环节，例如增值税，有投资项目就会产生更多的税收，有更多的税收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而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也愿意在投资上使更多的力。

 

那么这个格局应该如何破解呢？笔者认为征收房地产税是一个办法。

 

其基本逻辑是假如地方政府想征收更多的房地产税，那么它们就必须吸引更多的外部人口流入，以此来抬高租金和房价。

 

要吸引外部人口的流入就必须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当有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后，外部人口流入，房屋升值，地方政府就可以从中收取更多的房地产税。

 

更多公共服务——更多外部人口流入——房屋升值——房产税增加——更多公共服务，从激励机制上说，这就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循环。

 

第二，收入不平等

 

除了缺乏公共服务之外，中国还有一个问题限制了消费就是收入不平等。虽然并无权威的数据去衡量中国的收入平等问题，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即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是很严重的。

 

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富人的收入高，又愿意投资房地产，随着过去20年中国房价的高涨，有房族获得了高额回报，造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局面。我们知道富人的消费倾向是低于穷人的，因此这也是限制中国提升消费的一个因素。

 

不过从眼前来说，中国提出“双循环”还有是受外界环境所迫之因素。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从贸易战开始，各种打击中国的手段层出不穷，所以纠正经济失衡不仅是中国需要主动为之的事情，也是外部压力下的蜕变。

 

下一个话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我们强调内需，强调内循环，并不是要削弱外循环，尤其在外商的问题上，我们仍要继续改善它们的营商环境。

 

说实在话，中国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仅从资金的角度来说，中国并不需要外资的钱，中国仅外汇储备就有3万多亿美元，外商投资每年那点钱确实不值得看。

 

改善外商营商环境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改善中国自己的营商环境

 

这方面曾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入世改善了中国的营商环境。

 

在入世之前，中国由于税收等方面的原因，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惊奇地发现在经济上中国原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到处都充斥着充满歧视色彩的规章制度。

 

为了入世，中国必须遵守不得歧视外资的原则，为此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举措，而中国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

 

外商不只带来了钱，它也带来了品牌和技术，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鞭策了国内企业的发展，是一条鲶鱼。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作为全球电动车第一品牌，它在中国投资建厂对所有的中国电动车厂商都是压力。

 

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是动力，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看到过无数次本土企业打败外资巨头的事情，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在早期看似比eBay中国要弱很多，但最后的赢家却是淘宝。外资不但没有消灭中资，相反还让中资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有一点笔者认为中国需要注意，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这赋予了美国在金融领域内的强权，它要是想制裁谁，谁就会倒霉，朝鲜和伊朗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假如中国想避免美国的金融制裁，那就得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让美国的金融公司参与到中国市场中来，由此会大幅提高中国的金融安全。

 

总之，国内国际双循环要相互促进，归根结底要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开放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去干企业擅长的事情，政府做好公共服务，而不要越俎代庖。

 

只有这样，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也才是最可观的；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继续维持一个中等高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才会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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